财税增收何不用来反哺中小企业
国税总局近日公布了上半年税收情况，税收收入较上年同期30.5%的惊人增幅创造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半年税收收入增幅之最。同时，上半年32553亿元的税收总额也令人惊叹，据说已超过2005年全年的税收总额（当年的数字是30866亿元）。国家财政实力增厚，当然值得庆祝。但如果将它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经营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等指标放一起掂量，则会发现这其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先比较税收总额与国内经济总量，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不过10.4%，税收增幅显然更大些；再反观企业利润水平，今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也不过20.9%，这其中还要算上垄断行业的利润贡献，如果具体到规模以下大量的中小企业，利润增速可能更低，如此，税收增速确有过快之嫌。尽管有人辩称，上半年税收增幅包含了所谓汇算清缴带来特殊增收，剔除这一因素，上半年税收总额可能并未增加。但必须看到，企业利润增长是实实在在地在减速，而同期财税收入确是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此时，如果偏执于财政记账的讨论，实在过于书生气。之所以国家税收收入增长成为一个被众人评头品足的问题，第一个原因在于收入与其匹配的支出不大同步。以公开媒体披露的今年前5个月数据分析，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收大于支就超过11000亿元，同比增加3162亿元。堂皇的大道理谁都懂得，但“收”增加得快，是政府从企业和居民兜里拿钱；而“支”增长得慢，且还不一定能全花在咱平头百姓头上。这一收一支、一进一出，明显一个不对等的“剪刀差”，肯定容易让我等期盼社会更和谐的升斗小民焦虑。第二个原因在于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增速差异太大了。全国范围内，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仅3.4%，可谓少之又少。以北京市为例，地方财政收入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6.4%，受奥运经济激励的北京城镇居民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却不过11.6%，据说受到奥运和三农政策双重拉动的北京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不过增长了13.8%。大家都支持国库的进一步充实，但如果是以居民口袋更瘪为代价，那就不会有太多人举手了。因此，决策者确实有必要重新审视“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这个老生常谈的辨证命题，全面评估国内生产总值、企业利润乃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显著慢于税收增长的负面效应。年初，温总理讲过“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从媒体报道看，广东、浙江、江苏部分中小企业已非常困难。这些企业和上下游行业的职工都在默默承受出口萎缩、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困难。既然现代经济学将财政政策功能设定为具有“相机抉择”性质的“稳定器”。那么，从现实需要出发，政府就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减税支持企业、居民与国家一起面对挑战。有意思的是，汇总各类针对税收政策的建议看，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个办法，继续调低利息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个办法，降低增值税税负水平也是个办法，但当罗列出系列办法时，我们隐隐感觉到，中国的税负水平似乎过重了。姑且煽情一点罢。在这种高税负的生存环境下，中国可敬的本土企业依然能够在过去三十年间顽强生长，较长时间内，与享受税收优惠的、或真或假的外资企业竞争、合作，于体制夹缝中赢得发展机遇；中国可爱的纳税人仍然保持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等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保持了极大宽容，在各种自然灾害突然降临时，积极参与各类救助行动，并踊跃通过慈善公益渠道奉献爱心。即使从利益补偿的角度，政府也应该通过财政渠道拿出些真金白银进行“反哺”。下阶段，中国经济显然要更多依赖内需启动来熨平波动，而由财政主导增加转移支付、降低税负水平也应顺理成章地列入政策备选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府税收增长都实在有必要慢下来，切实将企业负担减下来。而与此同时，广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则应该快一点，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