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家任务：教授36年编250万字词典 每千字80
Who is it 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者。原标题：国家任务36年前，国家让他编纂“阿富汗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 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者。原标题：国家任务36年前，国家让他编纂 阿富汗语词典 ，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室。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 您要出什么书？ 他说： 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 小姑娘摇摇头。 大概有多少字呢？ 她又问。 两百多万。 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室的主任。当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被人遗忘的词典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 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 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 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 宝贝 ，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 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 文革 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 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 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 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 车洪才说， 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 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 这让他有些宽慰。天降大任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 毕业证书 ，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他异常兴奋， 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 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 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 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于是没休过寒暑假，花3年时间学了9个学期的课程，他觉得这是一个 历史使命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 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 他说道。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文革 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 ，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 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 张敏对《人物》说。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 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 。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 两三年之内 。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 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 车洪才感叹。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 文革 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 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 亲苏 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命运不受支配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 沙沙 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 像针扎一样 。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 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 太专注了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 车洪才对《人物》说。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 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 ，理由是 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 。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 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 这一干就是5年， 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 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 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 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 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 ，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他写道： 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 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他想想就心痛， 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车洪才当时就疯了， 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 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 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撤离之前，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宴会楼直接塌了，房顶也全是洞，还有一个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车洪才当时正躲在一边避弹，突然就觉得： 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 档案里都没这段了， 夫人学平说， 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续车洪才记得，第一次听说本 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 9 11 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 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 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 9 11事件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 全球反恐战争 的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 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 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
反正也没事。 张敏乐呵呵的， 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 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站中找到的。 他一皱着眉头从屋里出来，我就想坏事了，又要重装系统了。 学平说。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 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 车然说。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 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一种不断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吗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 他说， 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 我赞助！ 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车洪才说： 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 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也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