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期清朝大打游击战 求和乃是错过胜机？
本文摘自《复活的档案》，主编：梁平、郑挺颖，作者：孙力舟，系《青年参考》特约主笔，出版：福建教育出版社
最近，电视剧《台湾·1895》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而台湾影片《1895》也在岛内热映。海峡两岸的这两部艺术作品，都讲述了中国人民浴血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都在反思那段屈辱的历史。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都在研究中国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是清朝的腐败，还是统治者的无能，抑或是军人的怯懦？然而，换个角度想想，中国当时真的注定要落败吗？
清军屡败屡战，越战越强
在阅读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笔者努力还原1895年中日双方的军事形势。笔者的结论是，虽然清朝陆军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屡战屡败，北洋海军也已全军覆没，但清朝如果坚持下去，是能获得最终胜利的。
根据中日两国最新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看到：
1895年春节之后，日军的攻势达到了高潮。2月12日，北洋海军司令丁汝昌，誓死不降，自杀殉国。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进驻军港和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3月初，日军调集3个师团，在6天时间里连克数万清军防守的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座重镇，实现了辽河平原作战计划，威胁山海关。
这时，日军看似所向披靡，但疲态已显，而清军则是越战越强。此时的清军主力是从南方调来的久经沙场的老湘军和东三省自己训练、保家卫国的军队，他们在辽东半岛与日军苦战4个月，打了不少硬仗，例如：
1895年1月17日~2月25日，清军先后5次反攻辽宁海城，虽然最终没能夺回海城，但沉重打击了日军，对清廷调兵遣将，稳固奉天（今沈阳）、辽阳、锦州、山海关的防守，发挥了巨大作用。
1895年2月的辽宁大平山（今称太平山）争夺战进行了一整天，双方伤亡很大，日方记载：“彼我死尸堆积成山，血流如注。”2月24日，“炮兵发射炮弹估计多达数千发，这是征清以来最大的炮战，因而也可能是伤亡最多的一次”，日军指挥官乃木希典少将的战马也被清军炮火击毙。清军虽没实现收复海城和大平山的战略目标，但官兵们敢于进攻日军，步、骑、炮协同作战，予日军很大杀伤，延缓了日军进犯辽河下游的步伐。日本方面的《日清战争实记》一书，也称赞清军“先攻凤凰城，后又攻海城……现在采取攻势，其志甚佳”。
1895年3月日军在辽东半岛重新发动攻势，在山东半岛则处于守势，清军在1895年2月底至3月初接连收复了宁海（今牟平）、文登、荣成等地，使强占威海之敌甚感孤立。
1895年二三月间，日军进攻辽河平原的牛庄、营口、田庄台一线时，凤凰城东路日军防守空虚，张锡鉴率领几营杂牌军，就接连收复宽甸、长甸、金厂等地，日军只能死守九连城和凤凰城，日军由朝鲜到辽东的联系通道，十分狭窄。
日军损兵折将，已成强弩之末
日军在甲午战争开战8个月内连连取胜，但这种胜利却接近于失败，日军参战的7个师团，伤亡减员达3万多人，其中死亡和残疾就达1。7万多人，因为战场上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也不少。
尽管日军所到之处多有缴获并大肆掠夺，但毕竟国小根底浅，各项重要经济指标都远远低于中国，军队的数量和军事预算也比中国少得多。经济力量的对比，使得日本利于速战速决，难于打消耗战。到1895年3月，侵华战争才打了8个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消耗殆尽，甚至连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告缺乏。”因此，日本希望早日议和，并威逼清朝割地赔款。
然而，在中日马关谈判之时，日本占领的地区，其实极为有限：
在交战9个月后，日军所占领的地区，只有辽宁南部（面积约为辽宁省的1/4）、山东威海卫（占领面积最多时有山东省的1/10）和澎湖列岛（面积约为台湾省的1/20），并未攻下中国的一个省会。而且，日军所占领的多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和今天大不相同，还没什么工业。日军的侵略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在中国数十个通商口岸中，只占领了辽宁营口一个。
如果日军打算进攻中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要冒触犯英法在华利益的危险，而且日军进攻这些清军水陆协防的地区，只会分散兵力，消耗实力。
日本想在谈判桌上敲诈到更大的利益，就要在战场上占领更多的地区，不得不让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在更多的战场上受到更大损失。为了侵占中国台湾省，又派遣一个师团南下，进一步分散了兵力，加剧了损失。在日军侵占澎湖列岛后，日军自称“我患瘟疫而亡者达980人……痨者（肺结核患者）并不计其数”，死亡和患病的人数高达侵占澎湖列岛日军的20%。
当然，如果和谈破裂，日本可能会进攻北京，但当时日军已经接近倾巢而出，本土完全依靠警察维持治安。日军惟一的选择就是从山东半岛或辽东半岛撤出侵略军，转而在山海关或大沽口登陆。这样，在辽东和山东坚持抗敌的清军势必从侧翼威胁日军。
因此，在1895年春季的战场上，日本基本上无计可施。即使日军能倾其全力，实施“直隶平原决战计划”，也会付出惨重损失。北方清军主力云集京津地区，大沽口的防御设施相当完善，清朝曾多次对其进行修缮，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时，炮台守军曾击沉击伤多艘联军军舰，即使日军能侥幸打进北京城，只要中国决策者坚持抵抗，日本只会陷得更深，输得更惨。
民众掀拥军热潮，自发开展游击战
人民战争和游击战，在甲午战争后期也初露端倪。在日军刚刚侵入中国领土的时候，日军中的“中国通”们，利用中国的民族矛盾，打出“排满兴汉、反清复明”的旗号，迷惑了一部分中国群众，在辽宁九连城等个别地区曾出现了当地群众欢迎日军的情况。但是日军残暴的面目很快暴露，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北洋海军重要基地旅顺后，屠城4日，惨遭屠杀的无辜平民达两万人，全城只有36人幸免。
此后，各地民众认清了日军的野兽嘴脸，对清军的支持越来越踊跃。辽东清军在冰天雪地中奋勇作战，后勤军饷时有匮乏，部队死伤严重，又没有后方调兵补充的记载，宋庆、聂士成、依克唐阿等部队，竟然越打越多，有的部队，有的将领所统帅的士兵竟然增加一倍还多。当然，甲午战争后期，清军的纪律和训练大大改善，这也是民众踊跃参军的重要原因。
各地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也很活跃。在甲午战争后期，辽东、山东的民团初步发展了游击战战术，牵制日军，配合清军防守和反攻。
台湾之战尤其能说明问题，以黑旗军和台湾义军为主的抵抗力量，在没有获得祖国大陆援助的情况下，以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方式，独立抗击日军近半年，造成日军减员达3万多人，近卫师团长、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也葬身台湾岛，日军将台湾义军赞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台湾电影《1895》就描述了在保卫台湾的战斗中，客家青年姜绍祖等人英勇捐躯的故事。
游击战的前提是充分发动群众，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去动员、组织群众，寻找敌人弱点。甲午战争后期的抗日游击战，只是初步展示了威力，如果战争持续下去，肯定会创造出更多惊人的战绩。
张之洞直接警告慈禧
慈禧太后打算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时，清军将领几乎一致反对停战，军界首脑都看出了日本的疲态，认为持久战是日本的命门。统帅山海关外诸军的刘坤义曾提出与日军打持久战的意见：“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日军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着。”
奋战前线的老将军宋庆也反对和约，在致督办军务处电中表示“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同样在辽东前线督军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指出议和之危害和继续作战的前景：“不出一年，我遂不能自立，但与之相持，不过三年，日军必死伤殆尽。”
山东前线的最高军政长官李秉衡三次上奏折，指出日本战时经济状况不佳，如果把拱手送给日本的2亿两白银用来养兵，中国肯定可以自强，并表示自己愿统军与日军血战到底。清朝当时的18省巡抚当中，有10省巡抚公开反对议和，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位将军，也要求继续作战。
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甚至上折直接警告慈禧太后：“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上、皇太后将如后世史书何？”
当年《泰晤士报》也看好中国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日本作为小国进攻大国，尽管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准备可能比较充分，但由于缺少本土的资源和人力依托，军事优势都是暂时的；为了弥补资源和人力的不足，只能从占领区强征兵员和给养，这必然会激起占领区人民的反抗，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大国领导人只要不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吓倒，坚决抵抗一段时间，战局是能扭转的。
把持清末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中日开战之前就认为：“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老战术，但它只要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在战时，他又写道：“如果战争拖长，中国的资源、人力和它禁得起磨难的本领，也必将胜过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训练、组织能力。”
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895年也认为，日军在中国已陷入困境，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最高决策层，已丧失了继续抵抗的意志，拒绝了迁都再战的建议，不仅让日本白白拿走数亿两白银和宝岛台湾，还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