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从金融危机中错误吸取教训
从逻辑上看，无限期延迟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市场化进程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永远不开放资本账户，那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不在自身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加快改革，一味靠累积外汇储备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目前的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并非超前发展，而是发展得远远不够。 现在就谈金融危机的遗产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不过，鉴于金融危机早晚要结束——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次危机来了就赖着不肯走的——在危机尚未完全烟消云散的时候，提前探讨这个问题或许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让我们思考在解决眼前危机的同时，不至于因为短期决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政策偏移和误导。 这么说绝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因为有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强调扩大政府支出，弥补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这套思路与罗斯福新政不谋而合，对美国经济走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30年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继续高举凯恩斯主义大旗，欲雄心勃勃建设“国内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时，却不幸催生出了70年代的大滞胀。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没有弄明白，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萧条经济学，即它主要研究处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如何通过反周期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但反危机措施往往存在一些特殊性。例如，政府支出扩大必然导致物价水平上升，由于在萧条阶段物价本身是不断下滑的，两种效应大致能相互抵消；但在正常时期却不可避免地要演化为通胀。因此，不宜将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思路。 当然，美国曾经犯下的错误，不代表其他国家就一定不会再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很幸运地没有沦为重灾区，但亚洲邻国的惨状，不能不对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形成了若干固定思维。 不妨随便举几个最普遍接受的观念:其一，资本账户不宜过早开放，汇率市场化进程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其二，应保持一个较高的外汇储备，作为预防投机攻击的有效屏障。从短期看，资本账户开不开放并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往来，外汇储备达到一定规模后，再增加多少，差别也不大；但如果发展由此成为一种因循守旧的僵化模式，就有必要反思，重新审视其合理性了。 从逻辑上看，无限期延迟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市场化进程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就二战后的经验来看，全球性重大危机大概每十年就要出现一次。早期受影响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但随着卷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这类新兴市场国家所受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如果每次危机一来，仅靠资本账户管制就能有效隔绝危机的话，那么中国似乎永远不必开放资本账户。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上海等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永远停留在纸上，中国出口企业将不得不在美元和欧元之间来回疲于奔命，而中国政府也不得不与发达国家的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势必耗费大量资源和精力，并在经济外交方面长期陷于被动。 至于外汇储备，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高额外汇储备存在管理风险，无论是汇率波动还是投资决策失误，都可能造成国家财富的大幅缩水；其次，高额外汇储备使中国成为出头鸟，特别是在危机中，它容易成为一块人人觊觎的“唐僧肉”，逼迫中国承担过高的国际义务；最后，还有一个多高才算是高的问题，以韩国为例，如果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过低，那么这次韩国在拥有2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照样觉得不够。可见，如果不在自身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加快改革，一味靠累积外汇储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结束11年后爆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会留给中国什么新的精神遗产呢？从政府和媒体近期言论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应与世界各国一道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改变美元霸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二，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过于超前；第三，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过度创新。此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那几点经验教训，有关方面虽然没有明说，但笔者猜想依然是可以沿袭下去的。 上述经验中有一些是长期可行的，特别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加强金融监管体现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笔者深表赞同。需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使其切实可行，而不仅仅沦为一种口号。例如，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并不单单是打压美元就能实现的，若欧元不愿意提供足够的清偿规模，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无法实现，那么美元注定还将继续统治下去。 至于另一些恐怕只是危机中的短期考虑或针对发达国家的批评，若刻意将使其长期化或不加区分地推而广之，结果反而可能抑制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例如，中国目前的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并非超前发展，而是发展得远远不够，如何防止“一刀切”将是摆在金融监管当局面前的重大考验。此外，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仍然是未来大势所趋，那么就不能试图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开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开放中才能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中国从来都不惧怕开放。对此，我们绝对要充满信心。（刘 涛）